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文学与吏治几点思辩及本书背景的说明（第1页）

有关开元十四年这一场政斗，以及发生在开元年间其他的中枢斗争，有一种观点叫做文学与吏治之争。

很多人在这一视角框架下去总结和解释开元时期的中枢政局，但也有人提出质疑和反对。

简单说下我的观点，我认为这种观点既不准确，也不全面。

这种观点认为文学与吏治之争发轫于武周时期武则天与狄仁杰的一场对话，武则天要狄仁杰推荐贤良，狄仁杰回以若求文学之士，李峤、苏味道足矣，但如果要求卓荦奇才，则荆州长史张柬之才堪宰相，由此埋下了文学与吏治之争的一个伏笔。

之后这种争斗出现于开元初期，主要表现为作为吏治派代表的姚崇对文学派张说等人的排挤打压，而问题就出在这里，即文学和吏治该要如何定义？标准在哪里？

张说作为文学之士，这是毋庸置疑的，此乃其人身上最大的一个标签。

但是和其相近时期遭到排挤贬谪的还有郭元振、刘幽求、钟绍京等。

郭元振进士出身，还向武则天进献《宝剑篇》，文学无疑。

刘幽求进士出身，并在唐隆政变后短时间内连拟上百道诏书，这么能写，文学。

钟绍京不是进士，且卑官小吏出身，但他会写字，书法好，文学！

至于姚崇，虽以孝敬皇帝挽郎出仕，之后又应制举下笔成章，虽然这名目一听就是词科，但那不重要，姚崇以吏治知名，所以他是吏治！

其实张说、郭元振等人，他们除了被用一个牵强的“文学”

概念联系起来之外，还有一个非常统一的身份，那就是唐玄宗的政变功臣。

抛开所谓的“文学”

概念不谈，把这几人对标神龙五王，事情立刻就变得通顺了。

这几人在政变结束后也掌握了朝政大权，并且流露出恃功而骄、妄想左右唐玄宗的意图。

唐玄宗为了摆脱功臣的掣肘，所以将姚崇援引入朝。

这思路大概类似于他三大爷唐中宗留用武三思，反杀神龙五王。

所不同处在于，唐玄宗任用的姚崇是一个治乱能臣，不只解决了功高欺主的功臣群体，更将开元初期的混乱政治导入正轨。

而唐中宗选择的武三思则是一个添乱老贼，解决完神龙五王之后，便一起放飞自我了。

按照这种观点，得亏武三思没啥才名，也很难跟张说联系起来，否则所谓的“文学与吏治之争”

，早在中宗朝就该爆发了。

因为神龙五王多是狄仁杰所引，正符合吏治的定义。

由此也可见，所谓的文学与吏治，本来就是比较模糊宽泛的概念，与其说是定义，更像是罗织。

而且这概念容易给人一种望文生义的误解，即文学便是夸夸其谈，吏治则是埋头苦干，已经预设了褒贬、失去了客观。

再拿玄宗一朝最符合这一特征的张九龄与李林甫之争来说，张九龄即是文学，李林甫则是吏治。

具体表现在张九龄及其党羽对李林甫和他同党的不屑与贬低，这当中一个比较著名的事件就是张九龄阻止在陇右、朔方戍边有功的牛仙客入朝。

这件事最终以张九龄被罢相、牛仙客入朝拜相而告一段落，并且留下了一个“九龄书生，不达大体”

的印象。

然而接下来精彩的来了，牛仙客入朝拜相，他干了什么？

牛仙客入朝之后，将其在陇右所积累的先进工作经验、尤其是当中的核心“和籴”

大面积的推广开来。

所谓和籴，便是政府出钱购买民户家中的余粮，政府获得了丰富的钱粮储备，民户也获得了现钱可以用于消费。

史载和籴法推行之后，获得了巨大的成功，困扰大唐政府许久的粮患得到了非常完美的解决，以至于当年就诏告江南地区“以布折租”

，稍微翻译一下就是：租米不用运了，直接打钱！

但很多看起来很美好的事情，其实不耐细翻。

首先要明确的一点是，和籴并不是常平仓那种丰年买入、荒年卖出，政府托底维持粮价、以防谷贱伤农的行为，而是官府购买扩大物资储备的政策，是政绩的一项重要内容。

政绩要怎么体现？花更少的钱，买更多的粮！

这项工作如果做好了，那是可以直接入朝做宰相的！

有了这样的政绩指标，什么官员会不心动，当市场行为与仕途前景挂钩，作为交易另一方的民众利益如何确保？你不卖？你不卖哪来的钱交税？花你的钱，买你的粮，敢说半个不字？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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