掌心文学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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第14章 风暴之眼（第1页）

黄鹤楼下，新书布会现场被围得水泄不通。

《黄鹤楼遇李白》正式上市第七天，销量已突破五十万册——这个数字对诗集类书籍而言堪称奇迹。但站在媒体区最前排的李沛然，却感到一种山雨欲来的压抑。

“李先生！”一个戴金丝眼镜的中年学者突然举手，没等主持人点名便站起身，“我是武汉大学文学院副教授张仲仁。您的诗集中收录的三十七‘李白未传之作’，与《全唐诗》辑录的李诗在格律、用典、气象上确有相似之处。但恕我直言——”

他推了推眼镜，镜片后的目光锐利如刀：“其中《夜泊云梦泽怀屈子》一，第三联‘巫山神女应知我，楚水湘云总系心’，明显化用李商隐‘神女生涯原是梦’句意。李白卒于年，李商隐生于年，请问李白如何能预知五十年后诗人的典故意象？”

会场瞬间寂静。

直播弹幕开始翻滚：

【终于有人问这个了！】

【我也觉得太完美了，完美得像假的】

【但那些唐代细节怎么解释？】

许湘云在台下捏紧了拳头。李沛然却只是微微一笑——这一幕，他们早已预演过无数次。

“张教授的问题很好。”他示意工作人员调出ppt，屏幕上出现一幅古籍影印图，“先需要澄清，《全唐诗》并非唐诗全集。康熙年间编纂时，编者所见文献有限，后世考古现与民间抄本不断补遗。您提到的‘神女’意象，其实在李白生前已有流传。”

他点击下一页，出现敦煌遗书残卷照片：“斯坦因编号s敦煌写本《楚地杂咏残篇》，抄写年代判定为天宝年间，其中便有‘神女知我意’之句。这个写本o年被英人斯坦因掠走，国内学者直至oo年才见高清影印——我的研究生论文恰好研究过这个。”

张仲仁脸色微变。

“其次，”李沛然又调出一页，“‘巫山神女’典出宋玉《高唐赋》，本就是楚地文学母题。李白漫游荆楚时作《宿巫山下》，明言‘雨色风吹去，南行拂楚王。高丘怀宋玉，访古一沾裳’。他对宋玉作品的熟悉，化用神女意象顺理成章。”

他顿了顿，看向全场：“至于为何《全唐诗》未收这些诗——原因可能很多。安史之乱中文献散佚，唐代诗人作品十不存一。杜甫现存诗一千四百余，但他自己说‘诗是吾家事，人传世上情’，实际创作量至少数倍于此。李白的情况只会更甚。”

“但这不能解释所有问题！”另一名年轻学者站起来，“您的‘唐代生活细节’太具体了。比如书中写天宝五载上元节，江夏城‘坊门悬彩帛三十匹，一匹值钱五百文’。这个物价数据从何而来？《新唐书·食货志》并无此类记载！”

许湘云在台下轻轻摇头。这人显然没仔细看书——书中明明写着，这个细节是“听城南绢帛铺王掌柜酒后所言”。

果然，李沛然从容应答：“此细节标注为口述史料。我做研究有个习惯：任何数据必有出处，若无文献佐证则注明来源性质。书中类似标注共一百二十七处，包括‘酒客谈’‘野老言’‘驿卒说’等。这些材料虽不能作为核心证据，却能为历史情境提供血肉。”

他忽然提高声音：“诸位，我们研究历史时，是否过于依赖官方正史了？《新唐书》编纂于宋代，欧阳修等人所见唐代档案已残缺不全。而市井口传、地方记忆、实物遗存——这些‘边缘史料’往往藏着被正史忽略的真实。”

场内响起掌声，但质疑声并未停止。

布会结束当晚，“李白未传诗真伪”登上微博热搜第三。

张仲仁在个人公众号表长文《警惕“文学穿越”背后的历史虚无主义》，文中虽肯定林沛然的学术功底，却尖锐指出：“将个人创作托名古人，包装成‘新现’，本质是对学术伦理的挑战。即便细节再真实，核心依然是虚构——而虚构作品参加文学奖评选无可厚非，但若以‘学术现’名义进入严肃文化讨论，则需警惕。”

文章迅被多家媒体转载。

支持者与反对者在网上激烈交锋：

【张教授说得对！文学创作就老老实实叫小说】

【但书里那些唐代生活描写，专家都说无可挑剔啊】

【万一是真穿越呢？（狗头）】

【楼上醒醒，建国后不许成精】

利沛然关掉手机，走到书房窗前。夜色中的黄鹤楼灯火辉煌，与记忆中那座木质唐楼重叠。

“后悔了吗？”许湘云端着茶走进来，“其实我们可以早点说明，这就是一本‘历史幻想小说’。”

“不后悔。”李沛然转身，目光坚定，“书里每诗、每个细节，都是我们在那个时代亲眼所见、亲耳所闻。如果为了避争议而改成‘幻想’，才是对那段经历、对那些人的背叛。”

他打开保险柜，取出一个檀木盒。盒中静静躺着一卷泛黄的宣纸——那是离开唐朝前夜，李白醉后挥毫写下的《别沛然湘云二友》，真迹墨色如新，落款处“太白”二字狂放不羁。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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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时机还没到。”他轻抚纸卷，“现在拿出来，他们会说是我们伪造的古物。需要等一个……所有人都无法反驳的契机。”

许湘云忽然眼睛一亮：“你说，如果我们书里的某个‘冷门预言’被证实了呢？”

“什么意思？”

“记得吗？书中第页，你写了个小注：‘听江夏老吏言，天宝六载春，录事参军崔某因私吞修堤款被贬，此事未载史册，仅见县衙残档。’”

李沛然怔住：“你是说——”

“武汉博物馆最近不是在整理唐代江夏县衙遗址出土的简牍吗？”湘云点开手机，翻出一条不起眼的新闻简报，“报道说现了大量开元至天宝年间的行政文书，目前还在释读中。如果……如果里面恰好有崔参军贪污的记录呢？”

两人对视，眼中燃起火焰。

就在这时，李沛然的手机响起。来电显示：湖北电视台文化频道。

“李老师，抱歉这么晚打扰。”编导的声音透着兴奋，“我们刚刚接到消息，西安考古研究院在整理大唐西市遗址出土文物时，现了一件有趣的东西——可能与您的书有关。”

“是什么？”

“一块残破的陶制酒樽碎片，上有刻字。初步释读结果……”编导顿了顿，“上面刻着‘天宝五载上元，与沛然、湘云饮于江夏城南酒肆，大醉。太白记。’”

李沛然的手猛然一颤。

三天后，双重重磅消息炸响学术界。

先是《文物》期刊网络版提前表简报：《江夏县衙遗址出土唐代简牍新释——以“崔明远贪墨案”文书为中心》。文中公布的十七枚木简清楚记载：天宝六载三月，江夏录事参军崔明远“隐没修堤钱三十万文，事觉，贬为岭南道贺州司户参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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